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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发展体现了对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的深化，是新常态下着眼经济社会长远发展作出的理性战略选择，对于解决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拓展发展空间、增强发展后劲，打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既是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又是发展格局的深刻变革。五大发展理念的协调发展，体现了对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的深化，是新常态下着眼经济社会长远发展作出的战略选择，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方法论价值，对于解决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拓展发展空间、增强发展后劲，打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能否坚持协调发展，是对党治国理政、总揽全局能力的考验。发展各要素具有内在一致性，是一个复杂的有机整体，要求我们立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宏观上、整体上确定发展战略、编制发展规划，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眼光。协调发展既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解决发展瓶颈的迫切需要。必须要统筹兼顾，下好“十三五”发展的全国一盘棋。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协调、产业结构不合理、软硬实力增长不同步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发展的整体性。发展步调不协调、发展结构不平衡、发展布局不全面，会大大消耗发展动力，稀释发展优势，导致错失发展机遇。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发展的环境、条件、任务、要求等都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要实现新的发展目标，就必须把握发展的动态性，对发展的趋势、关系进行整体性和系统性考察，着力促进平衡性发展、包容性发展、可持续发展。要处理好增长速度和质量效益的关系，就必须促进城乡资源要素双向流动，推动市场要素的优化聚集。要在补齐短板上下功夫，突出薄弱环节和滞后领域，实施脱贫攻坚工程，推动老少边穷地区加快发展，消除绝对贫困。要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尽快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要完善区域政策，推进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建设等新战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带、增长极、增长点，破解区域发展差异性难题，科学把握经济与社会、区域与整体发展的协调度，促进各地区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不断拓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八次会议时强调，我国发展走到今天，发展和改革高度融合，发展前进一步就需要改革前进一步，改革不断前进也能为发展提供强劲动力。发展滞后，改革就难以深入；改革滞后，发展就会遭遇瓶颈。当前，我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化，这一时期，既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时期，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攻坚期。我们要深刻认识战略机遇期内涵的变化，努力推动发展和改革的同步推进、融合深化，以改革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用全面改革促推全面发展。发展的步伐不停歇，改革探索的步伐也要跟得上。一方面，要发挥改革的突破性和先导性作用，通过改革解决造成发展不平衡的体制机制问题，积极推动促发展、稳增长的一系列政策落地见效，加快配套制度改革，不断释放改革红利，使发展活力不断释放和增强。另一方面，通过持续发展，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领域各项改革全面破题，使改革成果在渐进发展中巩固和深化，从而不断开辟和抓住新机遇。
协调发展与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改革与发展的目标方向、价值取向、实践路径是一致的，融发展于改革之中，既是改革之道，也是发展之魂。全面深化改革是基于国家发展全局的全方位改革，是各领域、各层次、各环节的全面改革，必须运用系统思维方法，突出改革的系统性、关联性、协同性，防止改革“碎片化”。加强各项改革的衔接配套，最大限度释放改革的综合效应，实现发展动力、发展结构、发展方式的历史性跨越。
在经济社会发展向新常态进行历史转换之际，我们要开阔发展视野，准确评估和研判经济增长、民生改善、风险化解、环境治理等方面的风险和挑战。注重从协调发展中挖掘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将协调发展贯穿于发展全过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方向，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检验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尺度。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囊括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国防建设各个领域，充分体现了发展的整体性、有机性、关联性。
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必须总揽全局，科学统筹各项发展任务，通盘考虑、全景把握、协调推进。协调发展并不等于平均用力，也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更不是“一刀切”。要从总体上把握好方向，摆布好棋子，既要突出重点，又要防止顾此失彼。协调发展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是由发展各要素相互作用、良性互动构成的有机系统。协调发展是一个理性、可控的过程，也是一个有效管控风险的过程。
平衡性是保持良性发展的需要。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从非均衡向较为均衡、从低水平均衡向发达水平均衡转变，就必须要推进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科技创新、民生保障、公共服务等领域的结构性改革，从传统体制的羁绊、封闭结构的束缚中摆脱出来。唯有破除体制机制弊端，解决结构性困扰，才能增强发展活力，拓展发展空间，凸显发展的综合优势，形成强大的发展合力。
结构性改革所面临的是长期积累下来的不合理、不协调、不平衡的结构性问题，既是一项触及根本的改革，也是一项非常棘手的改革。不动体制、不调结构，就很难清除障碍、根治顽疾。结构性改革所涉及的大都是一些深层次问题和矛盾，需要从习惯思维、传统模式和路径依赖中摆脱出来，更加重视整合社会资源、平衡社会利益，打破条块分割、利益壁垒，构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的动力机制、协调机制。
任何事物都有自身特有的组织结构及其要素，它们决定了事物的功能、特征、行为方式和外部关系。良好的结构塑造良好的生态，无论是经济生态、政治生态，还是自然生态、社会生态，都是如此。从完善制度框架，优化制度安排入手致力解决结构性矛盾，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义重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但是，体制不顺、机制不活、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依然十分突出，增加了治理成本，降低了治理效能。“现代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有机的、协调的、动态的和整体的制度运行系统”。可以说，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首先是国家治理结构的现代化。善治不但需要良法，而且也需要良好的治理结构来支撑。要改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面，促进治理要素有机联系、协调共生，就必须推动治理结构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而调整、完善和优化，从而不断提升适应新情况、新挑战的能力。（丁国强 西南政法大学特聘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形象地把协调发展比作“制胜要诀”，充分凸显了协调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地位。一言以蔽之，
协调发展之所以是“制胜要诀”，在于它反映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人类社会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种活动的统一有机体，形成了一系列重大关系。
比如，供给体系和需求体系如果脱节，就会出现供求失衡、产能过剩，使经济增速减缓；又比如，精神文明建设搞不好，社会风气就可能变坏，并反过来制约经济发展，等等。
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协调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在不同阶段的表现也不尽相同。
他强调，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协调是发展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是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是发展短板和潜力的统一。
他指出，我国发展不协调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区域、城乡、经济和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等关系上。
针对这些突出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并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等方面作出了重大部署。
为推动我国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进行深入调研，足迹遍布神州大地的山山水水。2014年在北京考察时，他强调京津冀协同发展要
2015年在浙江调研时，他要求
2016年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他强调要
2017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提出
2018年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他要求
2019年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上，他强调要
而今，东西南北中，“全国一盘棋”的经济社会发展新蓝图清晰呈现。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四大板块”协调发展的战略进一步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步入快车道，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深入推进，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我国协调发展正在全面布局，扎实推进，向着更加平衡、更加协调的方向不断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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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理轩
2015年12月21日07:29 来源：
当今中国，处理复杂经济社会关系如同弹钢琴，统筹兼顾各方面发展如同指挥乐队，只有协调，才能奏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交响曲、民族伟大复兴进行曲。“五大发展理念”把协调发展放在我国发展全局的重要位置，坚持统筹兼顾、综合平衡，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补齐短板、缩小差距，努力推动形成各区域各领域欣欣向荣、全面发展的景象。协调发展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协调发展理论的创造性运用，是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和升华，为理顺发展关系、拓展发展空间、提升发展效能提供了根本遵循。历史必将证明，把握好“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做到协调发展，我国发展之路就会越走越宽广。
协调发展促进我国经济社会行稳致远
协调与失衡相对立。历史上，失衡的发展、失衡的体制使一些国家落入“陷阱”、陷入灾难。协调发展理念，是认识把握协调发展规律提出来的，是总结中外经济社会发展经验教训提出来的，是正视我国发展存在的不平衡问题提出来的，目的在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行稳致远。
协调发展吸取世界发展经验教训，是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之举。发展是一个整体、一个系统，需要各方面、各环节、各因素协调联动。需求无限性与供给有限性的矛盾、此消彼长或此强彼弱的矛盾、发展慢与发展快的矛盾长期存在。消弭这些矛盾，既要推进发展，又要搞好协调，实现统筹兼顾、综合平衡。这个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在求发展、谋发展，但发展从来不可能一蹴而就，发展进程从来不会一帆风顺，总要遇到这样那样的麻烦和陷阱，最棘手的是“中等收入陷阱”。二战结束不久，许多国家和地区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协调好的国家和地区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协调不好的国家则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难以进入高收入发展阶段。拉美一些国家已在“中等收入陷阱”里受困挣扎长达数十年。它们除了经济发展停滞不前，还饱受就业困难、贫富分化、社会动荡、腐败多发、贫民窟乱象、公共服务短缺等的困扰。因此，发展均衡与否、协调与否，成为衡量世界各国能否可持续发展的一把尺子、一道杠杠。习近平同志指出，“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树立协调发展理念，坚持协调发展，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大法宝。有了它，就能补短板、强整体、破制约，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促进各区域各领域各方面协同配合、均衡一体发展，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铺路架桥。
协调发展增强发展整体性，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举。办成一件事，需要协调；推进一项事业，需要协调；成就一番伟业，更需要协调。协调是成事成功的一大规律、一把“金钥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决胜的一大核心理念。当前和今后五年，我们的中心工作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小康，重在“全面”，难在“全面”。这个“全面”，既要城市繁荣，也不让农村凋敝；既要东部率先，也要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既要物质丰裕，也要精神丰富；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现在，一些地方存在的只要城市这一头而丢了农村那一头、只有经济增长而无生态改善、只鼓了钱袋子而空了脑瓜子等现象，都不符合全面小康要求，也不是人们理想的幸福生活图景。要“全面”，就得协调。“全面”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协调出来的。协调就得统筹兼顾、注重平衡、保持均势，把分散的部分系统化，把发散的局部功能整体化，把薄弱区域、薄弱领域、薄弱环节补起来，形成平衡发展结构，增强发展后劲。只有牢固树立协调发展理念，坚持协调发展，才能解决我国发展中存在的区域、城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不协调问题，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绿色化同步发展，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提升国家软实力，不断增强发展的整体效能，进而全面建成让人民满意的小康社会。
协调发展彰显发展规律性，是提高把握发展规律能力的科学之举。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由各种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因素和领域构成的“有机体”，“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有机整体论、交互作用论、合力论等，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习近平同志指出，“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必须“着力提高发展的协调性和平衡性”，强调要遵循经济规律、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实现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包容性发展，提高发展的协调性和平衡性。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化和具体化，是促进当代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创新理论，是当代中国切实管用的协调发展观。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学习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向中央基准看齐”，提高认识发展规律和协调发展规律的能力，提高按协调发展规律办事、促进各项事业协调发展的水平。
促进区域、领域、两个文明平衡发展
协调与整体关系密切。协调的范围是整体，协调的方式是发挥整体效能，协调的目的是增强发展的整体性。作为发展理念，协调有其明确内涵和要求，主要是着力解决我国长期存在的发展不平衡问题，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实现整体功能最大化。
协调发展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要求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做到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这是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要求，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做好经济社会工作的重要原则。
坚持区域协同、城乡一体发展。协调要求区域平衡，实现区域整体平衡发展。我国国土辽阔，不同地区之间自然条件不同、资源禀赋各异、历史基础有别，因而长期存在较大发展差距。这就需要统筹东中西、协调南北方，继续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加快构建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受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由于长期存在城乡二元结构，我国城乡差距较大，有的地方“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有的地方市民满意、农民失意。这就需要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合理配置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水平。区域、城乡协调发展了，我国发展就有了崭新的空间布局、合理的利益格局，就会获得广阔发展空间和充足发展后劲。
坚持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同步发展、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融合发展。协调要求各领域整体平衡，着力推动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等领域的整体平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相形之下，社会建设比较滞后，出现“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情况下，集中精力把经济搞上去是必要的，但在经济总量做大以后则要注意经济和社会之间的平衡，否则就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阿喀琉斯之踵”等病灶，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这就要求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资源做好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和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等工作，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同时必须看到，维护发展成果需要强大的国防能力、稳定的发展环境。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是唇齿相依的两个方面。现阶段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延缓和抑制国防建设。特别是当今世界还很不安宁，没有强大的国防，就不可能顺利进行经济建设，加强社会建设和维护人民利益也就成为一句空话。这就要求把国防建设深深根植于国家经济社会母体，加快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格局，既使国防建设从经济建设、社会建设中获得更加深厚的物质支撑和发展后劲，也使经济建设、社会建设从国防建设中获得更加有力的安全保障和技术支持。
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重。协调要求“身”“心”系统平衡，大力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平衡发展，坚持两个文明并重。对于两个文明协调发展，邓小平同志早就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实际上物质文明这一手抓得比较硬、精神文明这一手抓得比较软的现象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一些地方把GDP增长作为硬指标，把丰富人们精神世界作为软约束，在发展中只注重提升经济实力，忽视思想文化建设和社会文明程度提高。这就需要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两轮驱动、双翼共振，促进“硬实力”和“软实力”一起增强；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加快文化改革发展，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历史一再证明，人民有信仰，民族才有希望，国家才有力量。当前，必须坚持用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引导人们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更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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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集中体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之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便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重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纳入“十个明确”的内容体系，并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作为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之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需要经济发展、政策支持、制度创新、舆论环境等多方面条件支撑，协调发展是其中的重要理念和路径选择。协调发展理念是在总结中外经济社会发展经验、把握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的突出问题提出的，在关注发展速度的同时，更加注重发展的整体性、协调性和平衡性，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生产是分配的前提和基础，生产力不断发展才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需要经济发展支撑。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依然是新时代的第一要务，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最主要的还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协调发展的着眼点在于发展，是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发展。一方面，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这对于增强我国经济实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具有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对于推动经济增长、扩大社会就业、增加财政收入、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共同富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协调发展，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同时，协调发展要求强化行业发展的协调性，加快垄断行业改革，推动金融、房地产同实体经济协调发展；协调发展要求强化企业发展的协调性，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构建大中小企业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企业发展生态。协调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起点，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依托。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由于历史、自然地理条件、区位优势差异等方面的原因，造成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由此导致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已经缩小，但尚未消除。协调发展的着眼点之一就是区域协调发展，通过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来缩小人民收入分配差距，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区域协调发展要求建立更为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促进各地区人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在不断提高的过程中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就宏观区域协调发展而言，应着力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深入推进东北全面振兴，发挥优势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创新引领率先实现东部地区优先发展，重点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等战略，加快构建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同时，城乡二元结构是造成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重要原因，实现共同富裕要求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协调发展谋求在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上取得重大进展。协调城乡发展要求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均等。城乡协调发展旨在让农民平等参与改革发展进程、共同享受改革发展成果，以实现城乡人民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人民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的同时，精神生活的需求相应提高。共同富裕既要关注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也要关注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需要。协调发展旨在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发展，促进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同步提升，确保“两个文明”成果为全体人民所共享，通过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富裕和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要求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提升全体人民的思想觉悟、价值观念、道德素养，形成良好社会秩序、生活方式，使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成为中国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和文化支撑。
共同富裕既是经济层面的发展目标，也是社会层面的发展追求，要求发展成果人人享有、各得其所，不是少数人享有、一部分人享有。协调发展蕴含经济与社会均衡发展的取向，要求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彰显社会公平正义，激发和凝聚各方面的社会活力，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创造和谐的社会条件。一方面，提高人民受教育程度，增强就业创业能力和致富本领，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以防止社会阶层固化和收入分配差距的代际传递；另一方面，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在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同时，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使全体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应当明确的是，强调发展的协调性、均衡性，并不意味着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实现共同富裕“不是所有人都同时富裕，也不是所有地区同时达到一个富裕水准，不同人群不仅实现富裕的程度有高有低，时间上也会有先有后，不同地区富裕程度还会存在一定差异，不可能齐头并进”。
总之，协调发展的价值取向、内在要求契合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要求，协调发展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内在诉求和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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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协调发展。我认为，坚持协调发展，需要处理好十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协调经济与社会发展。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应稳中有进、又好又快，但发展经济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改善民生，因而“改善民生就是发展”的价值导向，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内在统一的。当前，必须从改善民生就是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谋划财富和收入分配、就业、医疗、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等六大领域的社会发展，是新常态下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主要内容。
二是协调速度与效益发展。纵观全球经济增长，1%—3%是低速度，4%—6%是中速度，7%—9%是高速度，10%以上是超高速度，因而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的标志之一是高速度转向中高速度，这是客观规律与政策掌控共同作用的状态。为了协调速度与效益的关系，就必须注重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增长转向集约增长，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等传统增长点转向以创新驱动为代表的新增长点，以及产业结构的不断合理化和高级化。
三是协调区域之间发展。其关键是统筹协调各经济区的区域发展战略。目前，我国除了继续发展长三角、珠三角和中部经济区以外，已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一批重点区域发展战略。此外还要根据我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统筹协调、分类指导各区域国土空间的开发。要从全局角度促进这些战略的有机融合，推进经济区和主体功能区之间的优势互补与良性互动。
四是协调城乡之间发展。当下我国城市与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相对较大，因而尽快进行农村的公共设施建设、中小学义务教育建设、乡镇企业建设以及城乡一体化和城镇化建设，是协调城乡发展的关键。新型城镇化建设应讲求城乡两利和实效，而非单纯追求农村人口进城。
五是协调人与自然发展。要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自然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在每个家庭可以生养二孩的新政下，预计人口总量将会有一个明显增加的过程，这将加剧已经严重恶化的生态环境和资源匮乏的格局，因而必须加大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的力度，加大高效利用自然资源的力度，其中包括推行一些约束性指标。
六是协调公有与私有发展。在严格遵照宪法和党中央系列文件关于坚持和巩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大框架下，要认真贯彻毫不动摇地同时发展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原则，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要有利于提高活力、竞争力和国有资本放大功能的“三个有利于”，以及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总方针，重点发展以公有资本控股为主的混合所有制经济，而非单纯发展壮大中外私有制经济或以民营经济为主体。
七是协调先富与共富发展。其核心是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体系。首先，坚持和完善公有制经济中的按劳分配制度。其次，坚持和完善政府对财富和收入的调节制度。在初次分配领域，政府要通过对收入分配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和执行，科学调节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在再分配领域，政府通过完善税收制度来调节高收入群体的过高收入，通过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来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并通过完善法律制度来取缔非法收入。
八是协调物质与精神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包括不断提高物质生产和消费水平，也包括文化生产和消费水平，而后者就涉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提升，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优质精神、进步精神、健康精神等的大众化和主流化问题；涉及以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为灵魂的思想文化软实力的增强和国际竞争问题。可见，这一协调意义非凡。
九是协调技术与制度发展。技术属于生产力的范畴，制度属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范畴。不宜抽象地永恒认定“制度重于技术”，如同不能简单地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重于生产力一样。必须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的论断，协调以科技为引领的生产力体系与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为内容的制度体系二者的互动发展。
十是协调对内与对外发展。应确立对外开放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国内的理念，力避采取为开放而开放，甚至于弊大于利的开放措施。目前，我国公有与私有企业应加强联合，逐步夺回被外资不断控制的众多产业部门，包括大众化网站。金融发展要确立服务实体经济和富民强国的思路，要防止外国资本在中国形成金融垄断，谨慎对待并充分论证资本项目开放的问题，加快金融市场的事先、事中和事后全过程监管，特别是加强以有效治理股灾的股市监管法制和能力建设。（程恩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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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事物都存在复杂矛盾，经济发展过程更是如此。协调经济生活中的各种复杂矛盾、实现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目标。在社会经济复杂的矛盾运动中，实现协调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要的理论主张，中国共产党人对此进行了不懈的探索。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方法，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实际出发，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等一系列新理念、新论断、新战略，体现了我们党对协调发展认识的不断深化，逐步形成了协调发展的科学理论，并成为衡量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尺。
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在构想未来社会更合理的社会经济制度过程中，曾提出了通过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经济有序运行、协调发展的可能路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规律。这也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协调发展问题的一种前瞻性思考。
马克思发现，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资本主义，一方面赋予了市场经济前所未有的巨大活力和创造力，同时也带来了市场经济的空前弊端和破坏力。正如马克思所说，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集中表现在劳动资本对立、贫富两极分化、生产相对过剩、发展盲目性、经济虚拟化、生态危机、世界市场扭曲等许多方面。但最大的弊端，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
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扩大了这一基本矛盾，并集中表现为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也使得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要求只能通过同一行业内部以及不同行业之间的盲目竞争，即“试错——改错”循环的方式来实现，并使生产相对过剩成为经济运行的常态，而从“错配”到“正配”，背后起作用的主要是市场机制自发调节。据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设想“未来社会”应该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
马克思认为，在未来社会，人们将结成“自由人的联合体”，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将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而在这个所谓的自由人联合体中，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比例。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恩格斯则认为，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的有用的性质是如何不同，从一开始就直接成为社会劳动。那时，一个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可以不必经过迂回的途径加以确定，用它们自然的、最恰当的、绝对的尺度——时间来表现这些劳动量。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由于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的发展处在人们直接的控制之下，因此，整个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都是简单明了的。
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境下，面对复杂的社会经济矛盾，从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入手进行协调的必要性是客观存在的。总的来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通过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来化解是消极的协调，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按比例分配劳动则是积极的协调。
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一穷二白的现状，如何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即有效地配置资源）、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是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课题。由于缺乏经验，通过借鉴前苏联的发展模式，我国逐步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对于加快工业化进程、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发挥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但随着时间推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暴露出一系列弊病。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同志提出要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推动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了许多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宝贵思想，如：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工业协调发展；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注意综合平衡；要实行中央与地方并举，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要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促进共同发展；要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使各方各得其所；建设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等等。这些观点，既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又紧密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协调发展的宝贵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党对协调发展的理论探索与政策实践是在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展开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关于改革的路径设计符合实际。立足当时中国的发展实际，我们采取了渐进式改革的方式，主要采取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整体协调与局部改革相结合、双轨过渡与增量先行相结合、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推进相结合、改革与开放相结合、目标与过程相结合等举措，走出一条成功的转型之路。
二是关于效率和公平的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问题，指出“个人收入分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之后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报告都对处理好效率和公平关系进行了重要论述和部署。经过渐进式的调整，效率和公平关系逐步厘清，收入分配制度渐趋合理。
三是关于协调发展的论述和措施更为丰富。进入21世纪，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日渐突出，不平衡、不全面、不可持续问题不断积累。从这一阶段性特征出发，党中央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改革措施，关于协调发展的论述和措施更为丰富。
在总结历史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在带领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实践中，形成了许多关于协调发展的理念和战略。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统筹兼顾、学会“弹钢琴”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他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我们现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军、各部门的工作，都要照顾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这个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同志运用普遍联系观点阐述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典范。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针对新时期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在改革开放不同时期，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系列“两手抓”的战略方针。江泽民同志提出了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处理好12个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关系。胡锦涛同志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后来我们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等。这些都体现了对协调发展认识的不断深化，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在解决我国发展问题上的方法论意义。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相应地，我国经济也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其中，创新成为第一动力，是指坚持创新发展，不断推动技术、产品、质量、管理和体制的创新，才能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优质产品，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不断升级的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需要，增强发展的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即坚持协调发展，统筹兼顾、协调各方，才能实现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动态平衡，提升经济运行整体效率，增强发展的协调性；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即坚持绿色发展，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调统一，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即坚持开放发展，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才能提高内外发展的联动性，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发展中国，造福世界，增强发展的包容性；共享成为根本目的，即坚持共享发展，才能把提高效率同促进公平相结合，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增强发展的公平性。
之所以说协调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内生特点和衡量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准，是因为协调发展彰显了发展的规律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协调是发展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一个行业在其特定发展时期既有发展优势、也存在制约因素，在发展思路上既要着力破解难题、补齐短板，又要考虑巩固和厚植原有优势，两方面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才能实现高水平发展”“协调是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由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强调协调发展不是搞平均主义，而是更注重发展机会公平、更注重资源配置均衡”“协调是发展短板和潜力的统一”“协调发展，就要找出短板，在补齐短板上多用力，通过补齐短板挖掘发展潜力、增强发展后劲”“从当前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突出问题出发，我们要着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
之所以说协调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内生特点和衡量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准，还因为协调发展在新发展理念的“天平”中起着重要的“砝码”作用。如果说，新发展理念是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指挥棒、红绿灯，协调发展就是衡量高质量发展的一把尺子。事实上，在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过程中，其各个组成部分的实践形态都与协调发展息息相关。比如，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创新链、产业链、政策链相互交织、相互支撑，改革只在一个环节或几个环节搞是不够的，必须全面部署，并坚定不移推进，科技创新、制度创新要协同发挥作用，两个轮子一起转。再比如，绿色发展的核心问题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也就是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重在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再看开放发展，一方面，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另一方面，开放发展的核心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的问题，即协调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关系，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来实现高质量发展。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核心问题是把不断做大的“蛋糕”分好，协调好“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关系，让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更充分体现，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提出一系列关于协调发展的新思想、新论断，为新时代推进协调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是协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要坚持“五位一体”，即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相协调。
二是协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战略布局。要坚持“四个全面”，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
三是协调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要坚持在改革发展稳定之间，以及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之间找到平衡点，使我国经济行稳致远。
四是协调城乡关系。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推进城乡一体化，是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五是协调国内、国际循环的关系。鉴于大进大出的环境条件已经变化，必须根据新的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性布局和先手棋，是新发展阶段要着力推动完成的重大历史任务，也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大举措。在这一过程中，不能只讲前半句，片面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主张在对外开放上进行大幅度收缩；也不能只讲后半句，片面强调“国内国际双循环”，不顾国际格局和形势变化，固守“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旧思路。
六是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问题。
七是协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不是全部作用，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要把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起来，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
八是协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
九是协调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的关系。实践证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有机的、相互渗透的。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做到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同时，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
十是协调强国和强军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一方面，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已经成为位居世界第二位的经济体，具备了在更好的基础、更高的水平上推进军民融合的条件；另一方面，国际形势波诡云谲，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竞争态势更加复杂，如何在强国的同时实现强军，在强军的过程中进一步强国，是新时代军民融合发展的新课题。要加快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步伐，构建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实现富国和强军相统一。
十一是协调发展与安全的关系。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这两件大事，关系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宏伟目标。安全是发展的前提，任何一个领域出现安全隐患，都有可能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甚至影响到国家根本利益。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上，破解突出矛盾和问题，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归根到底要靠发展。要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筑牢国家安全屏障。
十二是协调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二者相互依存、互为条件。没有需求，供给就无从实现，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给；没有供给，需求就无法满足，新的供给可以创造新的需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畅通经济循环最主要的任务是供给侧有效畅通，有效供给能力强可以穿透循环堵点、消除瓶颈制约，可以创造就业和提供收入，从而形成需求能力”，因此，“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而“扩大内需并不是应对金融风险和外部冲击的一时之策，也不是要搞大水漫灌，更不是只加大政府投入力度，而是要根据我国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建立起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释放内需潜力，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加强需求侧管理，扩大居民消费，提升消费层次，使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
十三是协调区域发展。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新要求。不能简单要求各地区在经济发展上达到同一水平，而是要根据各地区的条件，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要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支撑体系。
十四是协调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金融与实体经济是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实体经济是金融发展的根基，脱离实体经济的支撑，金融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金融则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没有金融“血液”的滋养，实体经济就会死气沉沉、了无生机。只有金融与实体经济相辅相成、互促共进，国民经济才能持续健康发展。金融工作要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
十五是协调短期与长期的关系。不能把宏观调控仅仅视为一种短期行为并以熨平市场的短期波动为主要目的，要善于“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但也不能忽略宏观调控的短期调控效应，因为现实中并不存在“绕过短期、直达长期”的办法，经济运行只能是由一个又一个短期接续起来的结果。若干短期的接续过程就构成了“长期”。每个短期波动都会构成影响长期发展态势的因素。宏观调控必须实现短期调控与长期调控的协调统一。
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抓住灵活就业主要矛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协调发展理念与其他四大发展理念一样，是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具有引领性的重要发展理念，内涵丰富、意义重大。
协调发展理念的实质就是要求在发展这个重大问题上，必须正确处理好一系列重大的关系，至少体现了如下几方面的科学内涵：
一是协调发展要求发展过程更加体现全面性和整体性。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经济大国，强调协调发展，必须凸显城乡协调发展，促进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推动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发展，实现城乡全面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必须凸显区域之间协调发展，促进东、中和西部地区全面发展，引领各地区共同发展；必须凸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不能出现“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
二是协调发展要求发展的过程更加体现平衡性特点和要求。中国的发展必须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处理好发展中的各类平衡和关系问题。强调协调发展，要求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通过大力发展社会事业，完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努力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有机统一，防止社会发展的短板制约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强调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以强大的国防建设为经济建设提供良好的保障，发挥科技创新的支撑引领作用；协调发展强调经济发展等硬实力，也要凸显文化等软实力的提升，推动硬实力与软实力协调发展。
三是协调发展要求发展更加体现可持续的目标和要求。中国实现崛起和现代化任务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中国的发展必须强调协调和可持续性。协调发展，也要求必须正确处理好人口、资源与环境保护的问题，确保经济增长与人口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增长与自然环境协调发展，加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从要素驱动迈向创新驱动发展。唯有如此，中国的发展才能持续迈向新阶段。
在中国经济进入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时刻，提出协调发展理念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落实协调发展理念是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协调发展理念是引导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未来几年，我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小康社会要确保“一个都不能掉队”，那就必须坚持城乡一体化发展，促进地区协调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大力提高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水平，加快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确保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以协调发展理念为引领，在提高发展的整体性和全面性过程中，真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第二，坚持协调发展有助于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协调发展理念也是引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克服“唯GDP论英雄”的指挥棒，推动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本身就有助于我国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升级转型，引领创新驱动发展，加快弥补发展短板，积极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
第三，推动协调发展是构建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的重要抓手。中国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协调发展理念有助于更好地协调国内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发展的关系，积极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既要加快引进外资、优化外资结构和质量，也要推动“走出去”、加快对外投资与“一带一路”建设，引领对内对外双向投资协调发展。与此同时，在内外双向投资协调发展中加快开放型经济发展，以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倒逼国内体制机制改革。因此，协调发展理念也有助于加快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第四，践行协调发展有助于克服和应对逆全球化思潮。近年来，全球化发展遭遇了一些挫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则是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经济增速缓慢、投资贸易趋缓，全球失业问题、收入不平等问题等进一步凸显。逆全球化思潮本身表明全球化失衡。中国提出的协调发展理念，可以有效修复全球化失衡，克服逆全球化思潮，引领全球化朝着更加协调、包容与开放的方向发展，为全球化继续前进注入新动力。
协调发展新理念作为党的十八大以来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之一，对于探索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发展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价值。
一是深化对“发展”的认识。早期的发展经济学曾经指出，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不同，经济发展更加强调经济结构演进和变化。而协调发展理念则更加具体地立足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从发展的阶段、发展的任务和目标、发展中面临的问题，系统指出了发展必须更加注重城乡协调、区域协调、经济与社会进步同步等重大议题，拓展了传统发展经济学关于“发展”的内涵和外延，深化了对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这个发展经济学基本概念体系的认识和理解。
二是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进而指导实践。协调发展理念作为最新理论成果之一，有助于人们深化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内在规律，这无疑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执笔：权衡）
（责任编辑：刘江）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运动、变化与发展的进程是由矛盾双方对立统一的关系推动的。因此，发展的进程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改革则是为解决问题与矛盾而存在。历经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正面临着一系列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新常态下的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新的理念来指导行动，而这正是协调发展理念的存在意义。在十八届五中全会约六千字的公报中，尽管“协调”二字出现的频率不是最高，但却是补齐发展短板、平衡诸多元素，亦是实现全面小康的重点所在，是非常关键的发展理念。
从历史上看，协调发展着眼于发展的整体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发展的成功之举。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精辟分析了我国开始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带有全局性的十大关系和十二个矛盾，要处理好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等关系，提出综合平衡、统筹兼顾的发展方针；改革时期的邓小平同志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并把全面持续发展作为制定方针政策和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出发点，这些都是我们党对发展理论的拓展和开创特色发展之路的探索。因此，无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完善，协调发展的理念都显示出了重要地位和重大作用。
从实践出发，协调发展是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之举。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往往因发展不协调、不平衡、不全面而逐渐显现和加深。如果处理不好，任其延续，就会阻碍经济发展，加剧社会矛盾，甚至会诱发社会动荡。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切实解决发展不协调问题，防止“木桶效应”，避免使今天的“短板”变成明天的“陷阱”。树立协调发展理念，坚持协调发展，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大法宝。有了它，就能补短板、强整体、破制约，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促进各区域各领域各方面协同配合、均衡一体发展，促进我国经济社会行稳致远，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铺路架桥。
站在理论的角度，协调发展理念的提出则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发展经验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提高把握发展规律能力的科学之举。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由各种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因素和领域构成的“有机体”，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则取决于“有机体”的整体性与相互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强调要按规律发展以实现科学、可持续与包容性。协调发展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理论的创造性运用，是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和升华，为理顺发展关系、拓展发展空间、提升发展效能提供了根本遵循。
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协调发展的提出，不仅是基于我国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存在现实的发展不平衡问题，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经济永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更是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生命力。“唱和如一，宫商协调”。从古代中国的传统智慧，到当代中国协调发展的全新理念，“协调”一词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让我们期待一个人与自然更加协调、社会与经济发展更加和谐、城乡共同发展，区域共同富裕发展的更加均衡的发展新格局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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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人们正确对待和处理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反对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谋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反对为了保护环境而不进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切实做到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
协调发展的意义
在社会主义阶段，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决定着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全社会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这理所当然地包括对清洁、优美的环境的需要。
自然生态规律和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密切相关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特点是高度发展生产，不断满足全社会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保护好环境，保持生态平衡才能提供源源不断的自然资源，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可见，协调发展是遵守自然生态规律和经济规律的必然要求。
怎么协调发展
首先，在新发展理念的严密系统性下理解协调发展。新发展理念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五大理念各有侧重又相辅相成，协调发展同样存在于其他理念之中。
协调发展理念更强调发展的整体性。发展是动态的，特别是在当前形势下，国际经济仍未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我国经济发展前期积累的矛盾逐步爆发，我们要更加辩证看待发展因素，扬长避短，趋利避害，以协调理念指导实践，更好地落实新发展理念。
其次，着重找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焦点，突破协调难点。我国经济体量跃升全球第二，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突出。经济发展新动力尚未形成，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仍需加强，区域一体化、城乡融合、军民融合仍需突破，开放新格局仍需加紧推进。
新时代的协调发展更加体现整体性和战略性，强调在动态中辩证看待协调，实现目标和手段的统一，以协调实现更好的发展，在发展中实现更高层次的协调，推进我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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