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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国企混改进入快车道以来，天津速度尤为惊人。天津地方国企混改力度之大、程度之深、范围之广、速度之快，被不少市场人士视为全国之最。其间出现的国企总动员、豪情出让控股权、跨省混改和异地合作等新特征，也被视为国企混改的“天津范式”。
天津混改领先全国，多位业内人士认为与化解当地国企债务困局、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有关，而根源则要归于天津近年来经济发展的失速。还有被采访者指出，天津国企改革正在取得成效，但更关键的还是机制的盘活与创新掣肘的突破。
在中国北方不少城市都在遭遇“东北化”难题的大背景下，“天津范式”无疑具有借鉴意义。国研智库资本市场与上市公司研究中心主任苏培科分析说，市场化机制的到位，并着眼提高地方国企效率和质量，无疑将有助于经济压舱石的夯实；但要坐实混改，依然有赖于机制变革和制度突破。在南方多地摸着石头过河与北方多地仍在找寻“石头”的过程中，北方需要向南方学习。
天津混改新趋向
今年1月中旬，天津市公务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增资项目在天津产权交易所启动挂牌，这家市属国有独资公司拟募资不低于4390万元用于公务车租赁公司补充营运资金、产业调整及产品开发和偿还公司负债等。本次增资扩股与股权转让完成后，转让方和战略投资者持有标的企业股权比例分别达到35%和65%。
这只是天津最新挂牌混改的项目之一。在“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大幕拉开前后，全国多地都开启了混改热潮，天津动作则明显领先全国。仅在2020年，从60个国企混改项目集中推介，到TCL科技集团摘得中环集团100%股权，再到知名药企天津医药集团混改项目成功签约，天津国企混改动作接连出炉。
市场的普遍观点是，天津混改大幕的正式拉开始于2017年。这一年天津组建了津联、津诚、津投等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次年市属国企混改便驶入快车道。2018年涌现出北京金隅集团受让天津建材55%的股权、招商局集团入股天津药物研究院、绿地控股14.86亿混改天津建工等不少典型案例。其中天津水产集团将100%的股权转让给民营企业巨石控股，成为天津首个国资彻底退出的地方国企。
证券时报记者在采访中获悉，天津的混改开端实际还可以前移。2015年，还未上市的天津七一二通信广播股份有限公司引进TCL集团为战略投资者；2018年七一二A股上市，中环集团和TCL集团分别以52.53%和19.07%的持股比例列控股股东和第二大股东。公司董事长王宝曾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次混改优化了公司股权结构，有利于发挥各方在技术和渠道的优势。“从国资委或者天津市的角度来看，都在积极推进混改工作，引入市场化体制机制。从公司角度来看，股权结构和二级市场流动性也还都有优化的需要。”
持续多年的混改，正在形成独特的“天津范式”。随着越来越多混改的开启和落地，这一模式的特征也日趋清晰。
首先是全员混改。本轮混改热潮下，天津国企不分类别、规模大小，几乎倾巢而出，涉及金融、医药、装备制造、建筑、能源、公共服务、地产等多个行业。以中环集团、食品集团、百利集团、医药集团为代表，企业总资产均超500亿元。这意味着参与资方也必须是营收和规模庞大的产业巨擘。
有市场人士将此形容为一场“规模庞大的国有企业集体抛售行动”。其间有一类企业尤为惹眼。在去年天津推出来自19个国企集团的60户国企混改项目，滨海农商银行、天津信托等名列其中。这意味着，天津甚至不惜拿出金融牌照进行混改。
第二是大尺度混改，涉及国有控股权转让的案例频出。例如，中环集团100%股权转让TCL科技，国资退出的比例安排极为罕见；天津滨海农商行等金融机构，也均出让50%以上股权。
天津国资人士王灿（化名）对记者介绍，这轮天津混改大潮，在股权结构上放开产权、敞开大门，不少项目国资不再追求控股地位。这体现出天津国企混改力度很大，敢于动真格，不少改革还涉及到市属企业的集团层面，体现了改革的决心与诚意。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研究员吴刚梁认为，“实控权转让更容易吸引负责任、资本量大的战略投资者，有利于混改企业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转变经营机制；另外，控制权转让的交易价格会更高一些，因为会有‘控制权溢价’，这有利于提升国有资产的价值。”
第三是主动性混改。这使天津混改呈现出平台化和速度化两大表征。
为了加快市属集团的混改，通过组建津联控股等国有资产运营公司，并授权这些公司进行混改推介等工作。这也带来天房发展等天津国资A股公司相继发布了控股股东变更公告。同时主动性之下，相比出售价格，天津更看重速度与效率，部分项目成交价格甚至低于挂牌底价。
第四，异地参与性混改。2020年12月，天津医药集团混改取得实质突破，上海上实集团牵头入股67%。按照双方理解，异地合作混改将有助于实现两地企业优势互补、完善内部治理结构、整合供应链和优化产业布局、降低成本、提升企业经营能力和竞争力，增强市场资源配置效率。
吴刚梁分析说，不同地域国有企业之间“强强联合”，这种合作模式的优势是双方的运行机制、企业文化比较相似，匹配度、认同感、协同性更高；此外，由于双方都是国有企业，所以在股权交易过程中，对于国有资产流失的顾虑会更少，因此有利于加快推进。不过他同时指出，不足在于当地国资对异地的标的资产不熟悉、不了解，在尽调过程中对风险估计不足，会导致收购价格过高，预期的协同效应也有不尽人意的风险。
何以混改盛况空前？
为何天津混改近些年来不断提速呢？多数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首先指向的是化解国企债务困局。
渤海钢铁集团是典型代表。由于产能过剩及管理混乱，渤海钢铁集团2018年进入破产程序。据公开统计，这家钢铁巨头负债超千亿规模，牵扯天津百余家金融机构，且波及到津滨发展、冀中能源等A股公司。2019年，通过德龙钢铁接手以及金融机构的债转股，渤海钢铁集团债务困局才成功解锁。
统计来看，相当比例进行混改的天津国资标的经营承压。在去年天津市推出的60户国企混改项目中，就有21家企业披露的财务利润总额为负，天津城建集团利润亏损超过10亿元。
对于天津国企债务困局，王灿分析说，“天津国资涉及行业繁多，相当比例都是竞争性或者产能过剩行业，除部分优质资产外，有些企业都经营疲乏、债务高企。混改可以视为一种刺激经营活力和甩掉政府包袱的做法。”
光大银行金融分析师周茂华对记者表示，近些年来地方政府和地方国企开启去杠杆征程，大体分化出三大路径。要么直接出清，但这种路径非常惨烈，并且国有资产流失如影随形；要么通过市场化兼并重组；还有一种路径则是把分母做大，实现资产盘活。从目前路径选择来看，天津在第三条路径上快步流星。
在此背景下，天津在本轮混改热潮中尝试多种方式，协议转让、增资扩股、定增、无偿划转和引入战略投资者等，都指向了国企去杠杆。周茂华认为，通过引入资本或优势战略资源，有利于提升国有企业的经营能力和效率，促进国有企业发展，优势互补，健全公司治理结构，提升经营能力。
还有被采访者将天津混改提速的更深层原因指向了地方财政。“天津此轮国企混改迅猛，与天津挤掉GDP水分后，持续吃紧的财政状况不无关系。”中国社科院一位长期关注区域经济的学者分析，2018年天津全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4078.6亿元同比增长19%，财政方面已经很难为国企持续输血，而从贵州、上海等多地国企股权反而划转到财政来看，将地方国企成为社保蓄水池的迫切性在增强，这都在倒逼国企自身造血能力的提升。
有统计显示，天津市由混改等国资经营带来的非税收入已占地方财政收入的近1/3。这意味着，混改不但能够提高国有资本回报，而且可以增加财政可用资金。
天津财政问题的根源，还是归于经济发展的失速。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天津国企混改启幕并提速的2016年到2019年，也是天津的多事之秋。
从微观层面而言，包括渤海钢铁、天房集团等一大批国企高层相继落马；从宏观层面而言，天津市政府还主动宣布了2016年的万亿GDP数据存在注水，“卸妆”后的天津GDP增速从此前的全国前列坠落至全国倒数。2020年前三季度，天津GDP正式跌出全国前十的行列。
这一点放在政策利好的放大镜下，更显刺眼。天津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一带一路”建设、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五大国家战略迭加的聚集地，却在长期以来面临产业结构偏重偏旧、新动能增长点青黄不接、资源环境难以为继、计划经济观念根深蒂固等经济发展的瓶颈。如何破局一直是悬在城市上方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在苏培科看来，加速属地国企混改，正在作为改善天津经济的药方之一。“天津国企改革提速，表明地方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尤其日趋重视国企国资的压舱石作用和面对天花板的破局路径。”
周茂华认为，混改确实有利于盘活地方经济。“引入战略投资者和资源，一方面提升内部效能，另一方面优秀资源互补，打通上下游产业链，聚焦产业做精做强做大。用产业吸引人口，带动其他产业发展和土地价格，这样一二三产业才能形成良性循环。”
混改效果如何？
在天津民资与国资的二元平衡木上，长期以来都“一头沉”特征较为明显。一方面，天津地区的民营经济比重一直较低，导致企业整体活力不足；另一方面，天津国企数量则位居全国前列，但上市数量不多，反映出企业的创新能力不足与活力不够。
混改引资热潮之外，天津国企在资本市场融资功能长期处于缺位状态。从上市公司公告信息来看，2020年全年，仅有9家注册地为天津的A股公司披露了增发预案，天津市国资委旗下的企业则仅有*ST劝业和创业环保两家发布增发预案，其中前者募资不超13.4亿元，后者则是拟定增引入战投，募资18亿元偿债和补流。
因此，混改已成为天津引资的重要渠道。从实践来看，部分天津国企在引入外部资本后，业绩确实实现好转。例如，北京金隅入主天津建材一年后，营业收入同比增长超过5成。
王灿将此视为天津国企改革的成效之一。“一方面，近几年天津完成数十家国有企业混改，在推进股权多元化、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市场经营机制、健全激励约束机制等方面进行有益探索；另一方面，混改后企业经营效益整体提升，销售收入、利润等较混改前明显提升，资产负债结构优化。”
更为重要的效果在于机制的盘活和创新掣肘的突破。王灿指出，天津国企混改重要目标，就是要培育一批具有创新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骨干企业，不断提升“四力”：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同时，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国内需要国有企业在突破攻坚“卡脖子”技术，稳定产业链等方面有更大作为。
不过，记者也从业内了解到，部分标的的混改并非如想象般顺畅。仍有“硬骨头”等待化解。早在2017年，天房集团混改计划就已经公布，按照当时方案，公司拟通过增资扩股、股权转让等形式引入投资者。此后，市场传言包括万科、融创、碧桂园等知名房企均有接洽，但很长时期都没有下文。
部分混改存在困难，天津也在从其他维度突围破局。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成为重要抓手。2020年11月，天津市国资委与华为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能源化工互联网、半导体、智慧港口等方面开展联合创新，进一步发挥国有企业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中的引领作用。天津港集团、津投资本、渤化集团等都有参与。去年底，天津市委书记还专门与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会谈，以期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建设网络强市、数字城市。
(责编：单子璇(实习生)、王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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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型国企“天津物产集团”（下称“天津物产”）自去年4月爆发财务危机以来，一直被市场所关注，而天津物产后续提出的奇葩债务重组计划更是创造了历史，成为我国国企的首例美元债违约案例。据笔者了解，已有债权人对天津物产及其子公司天津浩通物产（下称“浩通物产”）提起仲裁。中国20年来最大国企违约的主角，天津物产将何去何从？作为一方父母官的天津市政府，如何在年关之际安抚民心？
仲裁起因
天津物产爆出违约事件已将近一年，前后牵扯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以及私募机构众多，而此次提起仲裁的申请人是沪上某资产管理公司（下称“A资管公司”），被申请人是浩通物产及母公司天津物产，其仲裁请求是裁决浩通物产向A资管公司偿付债券本息及债券逾期利息1. 6亿元，裁决天津物产对浩通物产上述支付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笔者拿到的该份《仲裁申请书》显示，2019年1月14日，浩通物产作为发行人非公开发行了天津市浩通物产有限公司2019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19浩通01“（债券代码：151108 ，下称“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不超过6.21亿元，债券期限不超过3年。而天津物产作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为本期债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然而，由于浩通物产此前发行的“18浩通01”于2019年7月25日就未能如期兑付债券当期利息， 构成本期债券发行期内，发行人重大违约行为 ，因此在2019年的8月20日，根据约定在“19浩通01债券”2019年第一次持有人会议上，债券持有人提请要求浩通物产提前兑付本期债券本息。不过，在天津物产集团整体雷声滚滚的当下，上述兑付要求显然已成奢望。
“我们与其他持有人一道与浩通物产及天津物产相关负责人进行了多次沟通，但均沟通无果，我们只能按照协议约定，提请仲裁。”谈到本次仲裁的初衷，A资管公司相关负责人向笔者表示，“而更令我们无法接受的是，天津物产能够解决海外债券的违约问题，却一直不处理境内债券的违约，置境内债券持有人的利益于不顾，这是对境内相关法律的鞭挞以及对政府努力创造和谐社会的公然挑衅。”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提请仲裁地是西安，并非双方的办公及注册所在地天津和上海，“选择非天津的区域，我们也是希望排除掉不必要的干扰因素，争取能够得到公正的裁决。”该负责人表示。
在业内人士看来，本次仲裁申请A资管公司获得仲裁支持的概率极大，但对于获得偿付本息这个最终结果，的确也不容乐观。
笔者查询启信宝信息显示，截止2020年1月7日，天津物产股权被冻结已达17次，累计冻结金额近360亿元。其中，在（2019）津01民初277号执行通知书中，天津物产股权一次性就遭冻结80亿元。
事实上，维权也在以各种形式展开。在笔者前往天津物产和浩通物产办公地考察时，看到很多维权人士拉的条幅，在静谧的办公环境映衬下显得格外刺眼。
违约：欺诈发行下的恶果
事实上，浩通物产的违约看似偶发，但却是彻头彻尾的欺诈发行，而作为本期债券承销商及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开源证券，也可谓其帮凶。
2019年11月1日，天津证监局向浩通物产出具的警示函显示，浩通物产在发行“18浩通01”“18浩通02”“19浩通01” 三期公司债及存续期间存在如下问题：
其一，发债所报送及披露的文件存在虚假记载。
浩通物产于每月末将部分资产科目与部分负债科目进行对冲，并于下月初进行还原，以此调低资产负债率,导致浩通物产发债过程中报送及披露的募集说明书、披露的公司债券2018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未能真实反映公司的资产、负债情况。
其二，披露的2018年年报存在虚增利润。
2018年底，浩通物产对天津某公司的预付账款余额1.29亿元，账龄为3年以上，且债务人没有清偿能力。浩通物产在2018年年报中将该预付账款账龄划分为1年以内，未将其转入其他应收款并全额计提坏账准各，少计提资产减值损失1.29亿元，占当期披露净利润的60.24%。
其三，未按规定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这其中包括，2019年3月至2019年7月，浩通物产共发生11笔债务逾期，单笔金额均超过1000万元，合计金额超2亿元。对此，浩通物产均未及时披露；2019年3月底以来，浩通物产债券担保方的经营、财务及信用状况等发生重大变化，导致浩通物产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要变化。对此，浩通物产未及时披露，也未就该重大变化对债券偿付的影响进行公告。
值得注意的是，天津证监局在对浩通物产出具警示函的当日，对开源证券及相关当事人也下发了责令改正的决定。
该决定显示，开源证券及分管副总裁杨彬、项目负责人杭宇在尽职调查、承销及受托管理期间存在诸多问题：
其一，尽职调查中未勤勉尽责，未能发现发行人财务数据存在的虚假记载；
其二，在浩通物产债务逾期以及其担保方的经营、财务及信用状况等发生重大变化，浩通物产未及时披露相关信息之时，开源证券及上述相关责任人未及时发布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显然，对于浩通物产本期债券的违约以及对债券持有人所遭受的损失，开源证券及相关当事人也难辞其咎。
打破“国企信仰”
实际上，A资管公司负责人上述天津物产对海外及境内债务处理区别对待的说法事出有因。
2019年11月22日，天津物产在新加坡交易所公告了旗下四笔美元债券置换及回购的方案，对于这四期债券，天津方面给出两种选择：以天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的新债，来代替现存的天津物产的债券，或者选择以现金清偿。选择现金清偿的投资人根据债券剩余期限和品种，将立即面临33%到63%的本金损失，且丧失后续求偿权。
而选择新债置换的投资人，其持有的天津物产债券将置换为天津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新债，新债的期限将延长，票息将降低。
虽然是打折，但截至目前，天津物产好歹也算是已经设法偿还了海外债务，但其自身以及子公司浩通物产自去年7月份以来的境内债务，本金及利息的偿付却一并不予理会，至今迟迟未能拿出方案予以解决。
目前天津市政府已指示国有投资管理公司接手整顿天津物产财务，并提出前所未有的债务重组计划，包含要求延后还款，降低债券殖利率，甚至折价偿还等，让投资人承受损失，也是中国国有企业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西南证券
的债券研究员杨业伟就指出，天津物产的违约事件在打破“国企信仰”的同时，为境内投资者带来国企的市场化债务重组方案可能会在境内债券市场广泛运用的担忧。实际上，业内对于天津市政府在本次天津物产违约事件初期的做法就颇有微词。
据2019年3月21日财新报道，天津市政府在正式向辖区内金融机构传达天津物产贷款逾期消息的同时，要求银行业“不抽贷、不压贷、不查封、不起诉”，以稳住公司的流动性，并承诺天津物产不会欠息。
“天津市政府的这种硬上的‘护犊子’的做法，与面对普通民营企业的爆雷真是大相径庭，民营企业爆雷银行等机构就可以随便抽贷、挤兑，‘亲儿子’国企就不行，必须护着？如果真护，那天津市政府你就护到底，别到最后爆的这个雷还是让投资人来买单！”某私募负责人向笔者表示。
天津之殇
在金融圈人士看来，天津的确算是一个神奇的城市，从此前丢人的渤海钢铁到天房集团，再到现在的天津物产，雷声一个比一个大，而他们还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都是规模大、负债多的巨型企业，个个负债都两千亿上下。
截至2018年年末，天津物产总资产2757.44亿元，总负债2208.95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80.11%。
如此大的巨无霸，竟有如婴儿般的脆弱，其背后的一套玩法也令人唏嘘。
借着国企背书，集团内子公司A先把天津市的大小银行统统贷一遍，用后贷还前贷，虽然贷款本金可以以贷还贷，但利息怎么解决呢？此时，子公司A再成立个子公司a，用a的名义再贷一遍，这样就又有资金了，利息的问题也一并解决了。如此反复，对于整个集团来讲，资产越做越大，当然，负债也越滚越多。
这种方式可以维持一定的时间，但不能长久，总会有贷款不好批的时候。这种情况下承兑就要上场了，旗下的几个公司加上关系户一起，做个流转合同，开大交易量的发票，就可以过银行的审批，做50%的承兑。
要是急需现钱，还可以拿承兑加一定的费用去做贴现。
银行当然也知道，但是碍于对方是巨无霸国企，总会贷到钱的，自己又能吃利息，何乐而不为呢，不过也有的银行是迫于压力，不得不贷。
就这样，最后这个巨轮行驶不下去的时候，就会人来救了。据业内传闻，当年渤海钢铁快撑不下去的时候，天津所有银行的一把手都被组织到一起开会，要求给渤钢倒贷，虽然最后没有救过来破产了，但想救的决心依然清晰可见。
有分析指出，此次天津物产违约事件显示出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救助的意愿正在下降，未来违约的国企将会增多。
而天津下一个爆雷的国企又会是哪一家呢？
天津物产违约事件回顾：
2019
年4月3日，多家媒体披露：天津物产因流动性紧张向贷款银行寻求贷款延期。
2019
年4月29日，惠誉将天津物产的长期发行人违约评级及高级无抵押评级自“BBB”下调至“BBB-”。
2019
年5月末，天津物产债委会成立，敞口最大的工行为债委会主席。
2019
年6月21日，“长安资产天津物产浩英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融资方，即天津物产旗下子公司天津物产浩英集团有限公司应于向资管计划支付的贷款利息未付。该资管计划总募集规模为7870万元，天津物产为其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担保。
2019
年7月，多家金融机构陷入天津物产的债务违约，其中以银行系金融机构居多。
2019
年7月25日，“18浩通01”未能如期兑付债券当期利息，天津物产为其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担保。
2019
年11月22日，天津物产美元债重整方案落下帷幕，标普认为该方案等同于违约，该事件也成为我国国企的首例美元债违约案例。
END
各监管企业，各区国资委：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方案》精神和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工作部署，分类开展授权放权，加快推动形成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市国资委制定了《天津市国资委授权放权清单（2021年版）》（以下简称《清单》），对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落实董事会职权企业以及其他监管企业，分类提出了授权放权事项，现将《清单》印发给你们。
各监管企业要加强行权能力建设，完善公司治理、夯实管理基础、优化集团管控，健全完善风险、内控、合规管理体系和市场化经营机制，确保各项授权放权接得住、行得稳。要结合实际积极稳妥对所属企业开展授权放权，激发各层级企业活力。各监管企业在授权放权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报告市国资委。
市国资委将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努力实现授权与监管相结合、放活与管好相统一。将探索建立授权动态调整机制，适时评估授权放权的执行情况和实施效果，并根据评估结果扩大、调整或收回相关授权放权事项。
各区国资委要按照国务院《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方案》精神和国企改革三年行动部署要求，结合实际制定完善授权放权清单，赋予所监管企业更多自主权，促进激发微观主体活力与管住管好国有资本有机结合。
特此通知
附件：天津市国资委授权放权清单（2021年版）
市国资委
2021年6月25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
天津市国资委授权放权清单（2021年版）
一、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企业的授权放权事项
（一）按照产权出资关系，对下属独（全）资、控股及参股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依据有关国资监管规定履行产权审批及备案程序。
（二）授权董事会按照国有产权管理规定，审批投资、运营公司之间市管企业以外的非上市企业产权无偿划转、非公开协议转让、产权置换等事项。
（三）授权董事会按照天津市国有资本布局和发展规划，审批公司五年发展战略规划和三年滚动发展规划，向市国资委报告结果。
（四）授权董事会制定公司的年度投资计划。
（五）董事会在公司党组织领导下，聘任经理层成员。
（六）董事会听取公司总经理工作报告，检查公司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和相关人员执行董事会决议的情况，建立董事会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问责机制。
（七）自主决定职工工资分配，在工资总额决定机制政策范围内，探索实行工资总额备案机制，对经理层进行业绩考核，并依据考核结果和市场薪酬水平核定经理层薪酬。
（八）根据国家和天津市关于企业年金管理规定，审核或备案所属各级子企业（市管企业除外）建立企业年金方案。
（九）推动所属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等工作。
二、对落实董事会职权企业的授权放权事项
（一）授权董事会制定公司中长期发展规划，根据公司发展规划制定年度投资计划（债务风险“重点关注”类企业的年度投资计划须经市国资委核准）。
（二）董事会按照有关规定聘任或者解聘总经理，根据总经理提名，决定聘任或者解聘经理层其他成员。
（三）董事会按照有关规定制定经理层成员业绩考核办法，依据业绩考核办法对经理层成员实施考核，决定经理层成员业绩考核结果。
（四）董事会按照有关规定制定经理层成员薪酬管理办法，决定经理层成员的薪酬结构和水平，探索完善中长期激励机制，建立薪酬扣减、追索扣回等制度，决定经理层成员的履职待遇和业务支出。
（五）董事会按照有关规定制定工资总额管理办法，决定职工工资分配事项，合理安排职工年度工资总额预算支出，探索市场化工资总额管理方式。
（六）董事会按照有关规定建立健全中长期激励机制，研究决定中长期激励方案，明确激励方式、激励对象、激励额度、业绩条件和异动处理等，统筹做好中长期激励工作。
三、对其他企业的授权放权事项
（一）授权资信优良，债券发行频次高、规模大，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监管企业，可结合财务预算年初一次申报全年公司债券、企业债券发行额度及注册计划，额度内发债市国资委不再审批，突破额度另行审核。
（二）授权行业周期性特征明显、经济效益年度间波动较大或承担重大战略任务的监管企业，经市国资委认定后可对工资总额预算实行不超过 3 年的周期管理。
（三）授权市场竞争力强、工资分配自律性强且未出现天津市国有企业工资分配负面清单中所列情形的监管企业，经市国资委商市人社局同意后，可探索试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依法依规自主制定工资总额预算方案，自主进行工资总额清算。
（四）实行经理层成员聘任制和职业经理人制度的监管企业董事会，按照有关规定对聘任制经理层成员和职业经理人进行考核。
（五）支持监管企业按照市场化选聘、契约化管理、差异化薪酬、市场化退出的原则，在具备条件的子企业市场化选聘职业经理人，合理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加快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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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人
杨斌
万万没想到的是，作为一家省级城投，天津市政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天津市政开发”）于2019年1月发行的一款债权融资计划（俗称“定融产品”）出现实质性违约，然而逾期未兑付资金规模仅约400万元左右。另据证券时报记者获悉，天津市政开发还使用一种灰色融资渠道，即借道金交所备案，发行产品募资。这款债权融资产品通过一家名为央地协同金融资产交易中心公司（简称“央地协同金交所”）的平台备案登记，委托海安苏信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简称“海安苏信”）作为受托管理人并向投资者出售。
诧异的是，央地协同金交所并未取得相关业务许可，不具备开展金融资产交易及相关业务资质。其持股35%的第二大股东山东省华众财富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华众财富”）的控股股东，还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立案侦查。
兑付违约
投资人杨斌告诉记者，其于2019年4月份购买了一款名为“天津市政开发债权融资计划”的定融产品，封闭期2年，每半年付息一次，到期支付本金及剩余未支付利息。如今2年期已到，却在今年3月被提前通知，因融资方资金周转困难，需要延期兑付。
记者获得的相关材料显示，天津市政开发为该定融产品的发行方，备案总规模为3亿元，其中0.5亿元为一年期，2.5亿元为两年期，备案平台为央地协同金交所，受托管理人为海安苏信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该产品起投金额20万元，年化利率在8.8%-9.8%之间。
据了解，该产品一年期部分已于一年前完成兑付，两年期部分于今年3月份陆续启动兑付，但目前仍有400余万元未完成兑付，构成事实性违约。其中，包括杨斌投资的180万元本金及其叔叔投资的100万元本金。
公开资料显示，天津市政开发成立于1983年，主营业务为：
房地产
开发及商品房销售、市政土木工程建设、建筑工程技术咨询、自有房屋出租业务等。天津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是其唯一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天津市国资委，是天津市所属的省级城投平台之一。“我从3月份知道兑付不了后，就一直跟融资方还有受托管理人沟通解决。我之所以购买这款产品，就是看到公司是天津市国资委背景，而且我们的投资款是打到融资方的账户，形成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怎么也没想到，一家省级城投还能因为剩余400万兑付不了。”杨斌称。
另一位浙江的投资人徐先生告诉记者，“融资方现在给出的解决方案就是延期一年，但是丝毫未提逾期罚息。根据《认购协议》，若公司未能按期偿还本息，应按照应付未付金额的每日千分之一的标准向投资人支付违约利息。所以我们不接受毫无代价的延期一年支付。”
随后记者致电天津市政开发臧姓财务总监询问产品逾期一事，但其拒绝接受采访，让记者直接向投资人求证。
这并不是天津市政开发的首次非标融资违约。
此前的2018年4月，中电投先融（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发布
公告
称，其所管理的两只资管计划出现延期兑付，产品总金额为5亿元。融资人为天津市政开发，担保方为天津市政建设集团。不过，该笔债务在延期后2个月内予以了兑付，但却给市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据一位债券圈的业内人士称，近年来，天津区域的部分城投公司已成为金融机构的禁区，通过公开债券市场很难融资，只能走非标融资渠道，发行定融产品。
违规融资
此次天津市政开发发行的定融产品，不仅逾期，而且涉嫌违规。
2018年3月底，财政部印发了《关于规范金融企业对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融资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财金〔2018〕23号）（简称23号文），进一步规范金融企业与地方政府和地方国企的投融资行为，遏制地方政府违法违规举债。
在国家持续压缩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举债的背景下，地方融资平台却用尽各种办法开拓融资渠道，地方性金交所即是其中之一。天津市政开发所发行该定融产品，即是在央地协同金交所挂牌。
天眼查显示，央地协同金交所成立于2018年8月28日，注册地为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注册资本5000万元，实缴资本3250万元。
央地协同金交所登记的经营范围为：金融资产交易服务及相关的咨询、财务顾问服务。但实际上，该公司并未获得山东省地方金融局的批文，无合法的业务资质。
2021年3月22日，山东省金融局公布了该省内第一批涉嫌违规交易场所的“黑名单”，其中，央地协同金交所赫然在列。
其实，早在2019年4月3日，济南市金融局即专门发布声明称，央地协同公司于2018年8月28日完成工商注册，但未按照《山东省交易场所监督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取得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的相关业务许可，不具备开展金融资产交易及相关业务的资质，属非法经营。并同时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值得一提的是，央地协同金交所两大股东分别是中企大象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持股65%）、华众财富（持股35%）。然而，华众财富控股股东山东省经科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山东经科发展”）于2019年2月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警方立案侦查，而山东经科发展正是通过旗下“华众财富”、“华众金服”平台开展相关业务。
作为省级城投平台，天津市政开发为何选择一家没有资质且有污点的金交所备案？
天津市政开发财务总监向投资人表示，当时在产品备案时，央地协同是有备案资质的。但这种说法显然与事实不符，按照济南市金融局的声明，央地协同金交所从注册成立开始就并未拿到相关业务资质。
“在融资类额度紧张，
信托
‘非标’压降的背景下，地方城投平台会选择在央地协同金交所挂牌，但连平
台资质都未审核，只能说明融资方太缺钱了。城投公司通过金交所挂牌定融，相比其他方式融资，流程相对简单，操作快，即使成本较高，年化利率在8%-11%左右，但依然受到城投公司欢迎。”上述债券圈业内人士称。“空”无的房产抵押
除了涉嫌违规融资，天津市政开发为顺利融资，向投资者承诺的担保措施也未尽落实。
为了保障资金安全，该产品设立了四重风控措施：1）融资方股东天津市政建设集团及关联方天津滨海发展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本息偿还提供连带担保责任；2）融资人将对子公司天津市政滨新置业有限公司的3.61亿元应收账款质押给管理人；3）融资人将其子公司开发的两处住宅楼盘――月汐苑、嘉谷华庭，总价值2.43亿元的房产抵押给管理人。
其中，第四重增信措施中，用于抵押的两处楼盘――月汐苑、嘉谷华庭，抵押房产共计125套，抵押面积共计1.29万平米。
在一份给投资人的承诺函中，融资方以及其子公司承诺，将积极配合受托管理人海安苏信办理抵押，并承诺该等房产不用作他用。此外，在此款定融产品开展六个月后，若取得海安苏信同意，可销售上述抵押房产，销售回款优先用于偿还投资者本金及利息，不挪作他用。
蹊跷的是，投资人在逾期未兑付的情况下主张处置上述两处住宅楼盘的时候，被告知这两处楼盘当时并没有办理抵押登记手续，也即，投资人无法处置这两处房产。
受托管理人海安苏信负责人许彬彬向记者解释，“没有办理抵押手续主要跟天津市的政策有关，当时融资方的财务总监还有具体经办人员去房管部门办理房屋他项权证（即抵押登记），但他们给出的答复是（抵押权人）必须要有金融牌照，从事金融业务才能办理他项权证。如果因为外界因素干扰没有办理他项权证，抵押合同同样有效。”
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滕云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说：“抵押登记没有办理的话，则抵押权没有设立。”他进一步说，如果办理了房产抵押登记，则未经抵押权人同意，抵押方无法自主处置房产，也无法自主随意地将房产用于销售；假如出现债务逾期，抵押权人可以启动
法律
程序处置房产，且对处置房产的款项有优先权；但如果没有办理抵押登记的话，对房产处置所得款项就失去了优先权。杨斌向记者表示，“为何无法办理房产抵押证的情况没有及时告知我们，甚至依然以这两处住宅楼盘抵押作为增信措施，这是否涉嫌欺诈？另外，当时提供担保的抵押物到底去了哪里，如果房子已经卖了，钱又去了哪里？”
而作为第一担保人天津市政建设集团以及第二担保人天津滨海发展控股子公司，均已被列为失信人，涉及诸多借款纠纷。
2021年3月29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了一份关于
中信银行
(601998
,股吧
)天津分行、天津市松江生态产业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执行裁定书。根据裁定书内容显示，在执行过程中，全国法院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对被执行人天津市松江生态产业公司、天津市政建设集团、天津滨海发展投资控股公司名下的银行存款、证券、互联网
银行、工商、车辆、不动产进行查询，未发现被执行人名下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从裁定书来看，担保方天津市政建设集团以及天津滨海发展投资控股公司都处于紧张的财务压力中。
债务承压
作为天津市政开发的股东天津市政建设集团同时也是此定融的第一担保人，由天津市国资委100%控股，如此背景显赫的地方国资平台却因400万元债务逾期出现实质性违约，令人唏嘘。
事实上，天津市政建设集团资金链问题早有端倪。
天津市政建设集团财务报表显示，公司常年在亏损边缘挣扎，自2014年至2018年6月30日，公司净利润累计亏损8.76亿元，经营活动现金流多年为负。
负债方面，截止2018年中报，天津市政建设集团总负债663亿元，其中流动负债合计328亿元，非流动负债合计335亿元，短期借款59.39亿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合计高达159亿元，长期借款234亿元，其资产负债率近5年来均在90%以上，侧面反映出其沉重的债务包袱。
鹏元资信在2017年的评估报告中就表示，该公司土地出让收入波动性很大，营业收入及毛利率明显下降，公司房地产销售收入受限购政策影响存在不确定性，部分项目存在销售压力，资产流动性较弱，存在较大的资金支出压力，资产负债率很高，偿债压力较大，较高的财务费用严重侵蚀了公司利润等因素，对
公司债
券信用评级维持为AA，评级展望维持负面。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证券时报网。文章内容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和讯网立场。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请自担。
（责任编辑：张洋 HN080）
国资委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地方国有企业债务
风险管控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国资发财评规〔2021〕1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资委：
近期，个别地方国有企业发生债券违约，引发金融市场波动和媒体关注。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高度重视，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债务风险处置和防范应对工作。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风险防范化解工作，要求地方政府和地方国有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防范化解重大债务风险，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并要求国务院国资委督促指导地方加强国有企业债务风险管控。为此，国务院国资委结合中央企业债务风险管控工作实践，研究制定了《关于加强地方国有企业债务风险管控工作的指导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地方国有企业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国 资 委
2021年2月28日
关于加强地方国有企业债务风险
管控工作的指导意见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工作要求，指导地方国资委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债务风险管控工作，有效防范化解企业重大债务风险，坚决守住不引发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当前加强国有企业债务风险管控的重要性
加强国有企业债务风险管控，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重要举措；是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和地区经济平稳运行的客观需要；是落实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推动国有企业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各地方国资委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增强责任意识，充分认识当前加强地方国有企业债务风险管控的重要性、紧迫性，督促指导地方国有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切实增强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依法合规开展债务融资和风险处置，严格遵守资本市场规则和监管要求，按期做好债务资金兑付，不得恶意逃废债，努力维护国有企业良好市场信誉和金融市场稳定。
二、完善债务风险监测预警机制，精准识别高风险企业
各地方国资委要加快建立健全地方国有企业债务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完善重点债务风险指标监测台账，逐月跟踪分析，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加强对各级企业债务风险的动态监测，做到早识别、早预警、早应对。可参照中央企业债务风险量化评估体系，结合地方实际情况，探索建立地方国有企业债务风险量化评估机制，综合债务水平、负债结构、盈利能力、现金保障、资产质量和隐性债务等，对企业债务风险进行精准识别，将债务风险突出的企业纳入重点管控范围，采取特别管控措施，督促企业“一企一策”制定债务风险处置工作方案，确保稳妥化解债务风险。
三、分类管控资产负债率，保持合理债务水平
各地方国资委可参照中央企业资产负债率行业警戒线和管控线进行分类管控，对高负债企业实施负债规模和资产负债率双约束，“一企一策”确定管控目标，指导企业通过控投资、压负债、增积累、引战投、债转股等方式多措并举降杠杆减负债，推动高负债企业资产负债率尽快回归合理水平。督促指导企业转变过度依赖举债投资做大规模的发展理念，根据财务承受能力科学确定投资规模，从源头上防范债务风险。加强对企业隐性债务的管控，严控资产出表、表外融资等行为，指导企业合理使用权益类融资工具，对永续债券、永续保险、永续信托等权益类永续债和并表基金产品余额占净资产的比例进行限制，严格对外担保管理，对有产权关系的企业按股比提供担保，原则上不对无产权关系的企业提供担保，严控企业相互担保等捆绑式融资行为，防止债务风险交叉传导。规范平台公司重大项目的投融资管理，严控缺乏交易实质的变相融资行为。
四、开展债券全生命周期管理，重点防控债券违约
各地方国资委要把防范地方国有企业债券违约，作为债务风险管控的重中之重。探索实施债券发行年度计划管理，严格审核纳入债务风险重点管控范围企业的发行方案，严禁欺诈发行债券、虚假披露信息、操纵市场价格等违法违规行为，指导地方国有企业严格限定所属子企业债券发行条件。可参照中央企业债券发行管理有关规定，对纳入债务风险重点管控范围的企业实行比例限制，引导企业做好融资结构与资金安全的平衡、偿债时间与现金流量的匹配。将企业发债品种、规模、期限、用途、还款等关键信息纳入债务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并实施滚动监测，重点关注信用评级低、集中到期债券规模大、现金流紧张、经营严重亏损企业的债券违约风险，督促指导企业提前做好兑付资金接续安排。对于按期兑付确有困难的，各地方国资委要指导企业提前与债券持有人沟通确定处置方案，通过债券展期、置换等方式主动化解风险，也可借鉴央企信用保障基金模式，按照市场化、法治化方式妥善化解风险。
五、依法处置债券违约风险，严禁恶意逃废债行为
对于已经发生债券违约的，各地方国资委要及时报告本级人民政府，在地方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切实履行属地责任，指导违约企业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妥善做好风险处置，通过盘活土地、出售股权等方式补充资金，积极主动与各方债权人沟通协调，努力达成和解方案，同时要努力挽回市场信心，防止发生风险踩踏和外溢。对于已无力化解风险、确需破产的，要督促企业依法合规履行破产程序，强化信息披露管理，及时、准确披露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资产划转、新增大额债务等重大事项，保障债权人、投资人合法利益。
六、规范债务资金用途，确保投入主业实业
各地方国资委要加强地方国有企业债务融资资金用途管控，督促企业将筹集的资金及时高效投放到战略安全、产业引领、国计民生、公共服务等关键领域和重要行业，原则上要确保投资项目的回报率高于资金成本，切实发挥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作用。督促企业严格执行国家金融监管政策，按照融资协议约定的用途安排资金，突出主业、聚焦实业，严禁过度融资形成资金无效淤积，严禁资金空转、脱实向虚，严禁挪用资金、违规套利。探索对企业重大资金支出开展动态监控，有效防范资金使用风险。
七、全面推动国企深化改革，有效增强抗风险能力
各地方国资委要坚决贯彻落实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要求，立足地方国有企业债务风险管控长效机制建设，督促指导企业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破解风险难题。通过加强“两金”管控、亏损企业治理、低效无效资产处置、非主业非优势企业（业务）剥离等措施，提高企业资产质量和运行效率。严控低毛利贸易、金融衍生、PPP等高风险业务，严禁融资性贸易和“空转”、“走单”等虚假贸易业务，管住生产经营重大风险点。加快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加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加快发展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市场核心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八、发挥监管合力，完善国有企业债务风险管控工作体系
各地方国资委要把加强地方国有企业债务风险管控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从投资规划、财务监管、考核分配、资本预算、产权管理、内控管理、监督追责和干部任免等国资监管的各个环节综合施策，完善监管体系，发挥监管合力，筑牢风险底线。加强与当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和证监局等部门的合作，推动债务风险信息共享，共同预警防范企业重大债务风险。国务院国资委将按照推动构建国资监管大格局的要求，督促指导地方加强地方国有企业债务风险管控，加快建立工作联系机制、日常监测机制、风险评估指导机制和重大风险报告机制。
各省级国资委要按照本通知要求督促指导地市和区县级国资监管机构做好监管企业债务风险管控工作。
京津冀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高峰论坛暨国资国企行业信创适配中心建设启动仪式21日在天津举行。周亚强摄
中新网天津3月21日电 (周亚强)京津冀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高峰论坛暨国资国企行业信创适配中心建设启动仪式21日在天津举行。来自京津冀三地的专家学者、国企代表约150人共同探讨在信创环境下的国企数字化转型。
天津卓朗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坤宇在论坛中说，经过调研，目前天津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信创工作主要面临三个突出矛盾和主要风险：一是存在“在不了解数字化和信创产品的实质内涵情况下，就跟风上马数字化项目，采购信创产品”的认知风险；二是存在“企业因内部决策机制模糊，缺少具体目标，导致资源浪费”的机制风险；三是存在“认为技术是万能的，希望单纯依靠技术方案解决所有问题，从而陷入技术决定论中”的技术风险。
他表示，数字化转型既需要规划转型发展的总体蓝图，也需要确定每个阶段的业务目标，保持阶段性的商业价值产出。通过小步向前，持续演进，快速迭代，持续构建好用、管用、易用的信息系统。
“为了更好服务国资国企行业完成自主可控的数字化转型建设，天津市国资委会同市工信局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依托卓朗科技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建设天津国资国企行业信创适配中心。”活动中，天津国资国企行业信创适配中心建设启动仪式同期举办。
据介绍，天津国资国企行业信创适配中心建于卓朗科技园内，占地面积4346平方米，集产品展示、项目测试、校企培训、信创研发于一体，具备“咨询规划、产品选型、技术攻关、迁移服务、项目管理、人才培养”六大信创服务能力，覆盖企业信创改造全生命周期。
“我们希望能够真正意义上解决天津国企信创工作难点，树立天津信创场景标杆，并将孵化成果推广至全国。”相关负责人在启动仪式上表示，为加快推动重点信创应用场景落地，信创适配中心还会同行业主管部门、国资系统重点企业推出了联合实验室协同机制，将以天津国资系统信创改造痛点为切入点，全面赋能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发展。(完)
继
今年三季度GDP天津市首次跌出前十之后
，天津的又一重要国企债务逾期了，天津再次引起资本市场的关注：继天房集团债券违约之后，天津市又一国有控股房地产开发公司——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松江，股票代码600225，股票简称*ST松江）债务违约，
债务逾期本金规模为13.47亿元，涉及的债权人分别是新时代证券和新时代信托
。而且这只是本金逾期规模，尚未包括可能涉及的逾期利息和违约金等。此前的2020年4月23日，天津松江
因2018年度、2019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为负值
，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天津松江的国企背景非常明显，
控股股东是天津滨海发展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滨海投资”），滨海投资的控股股东是天津市政建设集团，实际控制人是天津市国资委。滨海投资目前没有存续债券
。天津松江的第二大股东是天津津诚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津诚资本”），由天津市国资委出资设立，是
天津市首家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获得AAA级主体信用评级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天津的GDP为10095.43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0%，位居全国第十一位。
这样的成绩，不用说和其他直辖市相比，甚至还不及在今年疫情中重创的武汉，位居第十位的武汉GDP达到10326.75亿元
。而渤钢、物产、天房集团、天津松江相继出现债务逾期，更是让天津的企业在资本市场上融资难上加难。曾经的北方明珠、工业重镇，怎么会这样呢？！！真的是让人感慨，只剩下一声叹息！来源：中诚信国际 研究院
作者：鲁 璐
2021年，在政府部门降杠杆、严控地方政府新增隐性债务的大趋势下，城投企业融资进入新一轮收紧周期，城投非标违约风险持续释放，
违约事件由上年的28起增至31起，涉及城投企业由38家增至42家。
本文依托中诚信国际“地方债务通”小程序数据，对2021年城投非标违约概况、特点、后续处置等进行全景分析。一、2021年城投非标违约情况
2021年，在隐性债务监管和融资类信托监管“双趋严”背景下，城投非标违约事件及相关公司数量均较上年略有增加。
据中诚信国际“地方债务通”小程序统计，2021年共发生31起城投非标违约事件，涉及42家城投平台，违约金额超过40亿元。从产品类型看，
涉及信托计划违约的21起，占比68%；其次为资产管理计划6起，另有融资租赁2起、定向融资计划和私募产品各1起。从行政层级看，
层级越低的区域违约越多，42家城投平台中有32家为区县级平台、占比接近八成；另有9家地市级平台和1家省级平台。图1：城投非标违约一览
数据来源：中诚信国际区域风险数据库
二、2021年城投非标违约特点分析
（一）所涉区域经济财政实力普遍较弱，贵州省违约主体数量占比近七成
从地域分布上看，违约区域主要为西部省份，贵州仍是“重灾区”。
涉及城投非标违约的省份为贵州、河南、湖南、内蒙古、陕西、四川、天津、云南8省市
，有5个为西部省份。其中，贵州省违约城投平台数量最多，达29家、占比近七成；内蒙古次之，涉及3家平台；云南、河南、陕西、四川均涉及2家平台；天津、湖南各涉及1家平台。大部分违约省份经济财政实力较弱，具体来看，除河南、四川、湖南外其余省份2021年GDP规模和综合财力基本处于全国后1/2水平；除内蒙古外其余省份2021年隐性债务余额基本处于全国前1/2水平，除内蒙古外其余省份广义债务率均在250%以上。图2：涉及城投非标违约事件的省份经济财政债务情况分布
数据来源：中诚信国际区域风险数据库
贵州省内不同经济发展层级地市均面临较大的非标违约风险，以遵义市最为严重。
29家贵州省城投平台中，有13家位于遵义市，包括3家地市级平台、10家区县级平台；此外，有8家城投平台位于六盘水市，4家位于安顺市、4家位于黔南州。贵州省经济与财政实力较弱，2020年GDP总额17826.56亿元、居全国第20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786.78亿元、居全国第22位，财政平衡率31.22%、居全国21位；但同时债务负担重，2020年显性债务率143.17%、居全国第3位，含隐性债务率329.99%、居全国第5位，与偏弱的经济实力较不匹配。从地市层面来看，遵义市经济总量长期居第2位、仅次于省会贵阳市，安顺市经济总量排名长期居于末位，黔南州、六盘水市排名居中，反映出省内不同经济发展层级的地市均面临较大的非标违约风险。图3：2020年贵州省部分地市GDP分布
图4：2020年贵州省部分地市财政收入分布
数据来源：中诚信国际区域风险数据库
图5：贵州省城投非标违约事件的4个地市经济财政债务情况分布
数据来源：中诚信国际区域风险数据库
（二）超半数主体近三年多次违约，债务滚动持续承压
根据中诚信国际“地方债务通”小程序历年数据，42家非标违约城投平台中有22家在2018年~2020年内曾有一次或多次非标违约记录，所占比例超过半数，反映出违约主体的债务滚动持续承压。一方面，
发生非标违约的城投企业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往往较差，所属地区经济财政实力弱或平台在区域内受重视程度不足，城投平台短期内同样难以偿还其他债务，且大量于2016年金融去杠杆和2017年地方隐性债务严监管之前发行的非标产品在近三年集中到期，其在从紧环境下续作困难，更加剧了城投企业的偿债压力；另一方面，
城投主体违约后再融资能力将大概率被削弱，或面临银行抽贷、公募债券发行失败、私募债融资成本高企等局面，融资受限又进一步制约公司业务发展，从而陷入多次违约的负面循环。值得注意的是，有20家城投平台首次违约，占比近半数，较高的新增违约比例反映出融资环境收紧对城投企业带来了较大压力，非标违约风险扩散速度较快。图6：部分城投企业近年内频繁发生非标违约事件
数据来源：中诚信国际区域风险数据库
（三）互保联保风险突出，引发连锁违约事件
城投平台互保、联保现象普遍，风险易沿担保链拖累全区域，继而引发连锁违约。
42家违约城投平台中，有18家仅作为融资方，19家仅作为担保方，5家既是融资方又是担保方，具备融资方与担保方双重身份的5家城投平台隶属贵州遵义、六盘水、安顺三地。近年来城投平台间互保联保风险突出，从2020年~2021年的案例看，如安顺市地市级平台安顺国资与2家区县级平台安顺黄铺资产、安顺黄铺开投存在联保情况，其中安顺黄铺资产在为安顺黄铺开投担保多项产品的情况下，与其共同融资一项产品，最终全部违约；黔南州地市级平台黔南州投资有限公司与区县级平台剑江控股互保后双双违约。贵州省遵义市 4 家城投互保联保的多支信托产品违约
贵州省安顺市3家城投联保的多支信托产品违约
贵州省黔南州2家城投互保的信托产品违约
三、后续处置与影响
（一）违约处置进度较慢，多数产品仍未兑付
从公开信息来看，2021年城投公司非标违约原因主要包括业绩亏损、流动性紧张、外部融资环境恶化、私募资金违规使用等。
在紧张的融资环境下，2021年非标违约处置进度较慢。
仅有个别地区能在短期内兑付，如呼和浩特春华水务2021年4月30日公告称公司有7.46亿元融资租赁与银行贷款等债务逾期，5月7日春华水务董事长、呼和浩特市金融办主任均公开表示确保逾期债务得到妥善解决；而其余大部分非标违约产品选择展期，截至目前仍未披露兑付信息。此外，2021年利用司法手段加快非标违约处置的事件增加至9起。（二）违约主体二级市场收益率抬升，普遍涉及异常交易
城投非标违约对融资方和担保方二级市场公开债均产生明显冲击，债券收益率大幅抬升，负面影响还往往波及所在区域。
以春华水务为例，2021年存续的3只公募城投债16春华水务MTN001、16春华水务MTN002、16春华水务MTN003在其非标违约公告发布后的5个交易日之内，中债估值收益率均飙升1000bp左右。从2021年各省城投债交易利差来看，
发生非标违约的8省利差普遍较高，贵州、云南利差均在650BP以上、高居全国前2位，天津利差在400BP以上、居全国第7位。从近年来各省城投债交易利差变动看，
贵州、云南作为2018年以来非标违约事件数量最多的两个省份，近三年城投债交易利差差值分别高达336BP、437BP，远超其他地区，信用风险迅速抬升。此外，违约主体发行的公募城投债普遍出现了异常交易现象。
2021年，42个违约主体中有19个出现过合计488次异常交易，异常交易多在非标违约事件发生后反复发生，主要源于投资者交易情绪波动过大，造成收盘净价大幅偏离相对公允的中债估价净价。在2021年全部城投债异常交易中，贵州省成交规模居全国首位、占比高达22.34%，与其非标违约数量较多有关。图7：贵州、云南、天津等省份城投债交易利差排名靠前且近三年增幅较大
数据来源：Wind，中诚信国际整理
图8：近期贵州省异常交易城投债一览
数据来源：中诚信国际区域风险数据库